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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9 日，中印尼第三次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会议在印尼的梭罗市举行。自2015年首届机制会议以来，机制会议已经举行了三次,机制会议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日益扩大，社会参与更加广泛，已经同政治安全对话、高层经济对话一道，成为统筹和推动中印尼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柱。通过机制会议，我们既要深入挖掘当前中印尼人文交流存在的机遇，也要看到在顶层设计的背景下存在哪些问题，并且应该怎样加以改进。

一、当前中印尼人文交流存在三大机遇：

其一，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佐科上台后，改变了前任“千友，零敌”的外交政策，转而奉行更加务实的、以振兴印尼经济和海洋大国地位为目标的对外战略，并且对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对接持肯定态度。佐科政府对华政策总体上比较积极，这为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也为中印尼人文交流提供了积极稳定的政策环境。

其二，中印尼副总理人文交流机制会议提供了顶层制度安排。机制会议积极推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媒体、体育、青年、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人文交流的水平和影响力。机制会议既为中印尼人文交流奠定更加积极的社会舆论基础，也为中印尼人文交流指明了重点与方向，让中印尼人文交流有了明确的发展目标。

其三，中印尼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提供了物质激励。佐科上台伊始就推出了《2015年—2019年中期改革日程和经济发展规划》，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投资约2917亿美元，其中需要外资约2700亿美元。中国资本对于佐科政府的五年经济发展规划非常重要，中国对印尼投资的排名由佐科2014年上台时的第五名上升到2017年的第三位，并且连续保持印尼最大贸易伙伴。当前中印尼经贸关系的一大基本态势是，印尼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会继续增加，印尼政府和印尼社会都已意识到中国对发展印尼经济日益重要，这为中印尼人文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激励。

其一，印尼国内对华负面认知思潮仍然广泛存在，成为中印尼人文交流最主要的绊脚石。无论是从政府到民间，或是从精英到普通民众，印尼国内对华负面认知情绪仍然广泛存在，包括印尼国内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等非常敏感。因而，印尼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对中国存在客观需求，但在民族心理上对中国、中国人及华人存在防备和猜疑，这种防华心理很容易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汇集发酵，从根本上影响中印尼人文交流的发展，并且增加已初步建立起的中印尼人文交流机制的脆弱性。这些负面认知心理从根本上是历史的产物，印尼许多国民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冷战期间，对现在中国的现状非常不了解。

其二，当前人文交流过于偏重高层和精英接触，对印尼草根的重视不够，对印尼草根正面宣传中国相关工作开展不足，导致印尼草根阶层没有根本改观对华负面认知。在当前，中印尼官方交流、高校交流与企业投资等活动更多是在高层或精英间开展，印尼普通民众因较少感知而反应冷淡。甚至中国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对印尼提供贷款与援助类公共物品，由于印尼普通民众无法直接感受到受益，甚至认为中国提供的公共物品有可能是用以影响印尼经济，进而对中国持更为负面的印象。这其中根本性的问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印尼普通民众无法感知精英交流带来的正能量，在物质利益层面，印尼普通民众难以客观认识中国对印尼投资所创造的巨大就业机会和对印尼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把共赢合作误以为零和博弈。

其三，顶层设计更多流于官方宣传方面，具体的落实举措不力，导致中印尼人文交流的效率不高、深度不够及被认知度不广。从2015年至2017年的三次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会议，涉及了教育、科技、卫生、文化、旅游、体育、青年、媒体等领域，从顶层设计上为推动中印尼人文交流指明了方向，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在具体开展层面，落实措施不够到位。在教育方面，双方学位没有得到互认，联合培养制度也没有正式推出；因为中印尼媒体间缺乏实际深层次合作，印尼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正面报道不够，甚至对于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会议的报道也不够深入广泛，导致印尼民众缺乏对中国正面认知及对中印尼人文交流机制的反响不够积极。在科技、卫生、文化、旅游、体育、青年等方面，更多的是人员的交流，实质性的深层次合作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