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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该不该原谅苏哈托:执政32年总共屠杀50万华人

作者: [时间]:2016-04-07 [来源]: [浏览次数]:

《环球人物》2008年第4期。究竟有多少华人在“红碗事件”中被杀?至今没人说得出确切的数字。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屠村”事件。“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2008年1月28日,联合国反腐败大会第二次缔约国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召开。对这个国家来说,此次会议有着特殊的意义——就在前一天,86岁的印尼前总统、高居世界银行“贪污腐败富翁榜”榜首的苏哈托因病去世了。在情绪激动的印尼人眼里,苏哈托之死和反腐大会的接踵而来,似乎是对印尼的嘲弄。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1月28日也是“世界大屠杀”日。世界主要人权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呼吁“调查苏哈托政权的暴行,纪念印尼大屠杀中的受害者”。

“腐败”和“屠杀”这两个词,毫无疑问已是苏哈托墓志铭上洗刷不掉的污点。

生命结束,清算开始

自从1月4日苏哈托因贫血和水肿入院接受治疗开始,围绕他病情的起伏,病房外上演了一出政治连续剧。当1月11日医生宣布他“失去知觉、生命垂危”时,这幕政治剧一度达到了最高潮。

在特护病房外的走廊里,有一台悬挂式电视机。画面中不断播出印尼总统苏西洛呼吁全国人民为苏哈托祈祷的新闻。不久,画面又切换到另一位前总统瓦希德。他苦口婆心地劝说民众:“虽然苏哈托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也为这个国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就在两位政要相继发表“宽恕”言论的同时,透过医院的窗户,可以看到,医院门外已聚集了一大批愤怒的民众。他们手执“将苏哈托绳之以法”的标语,要求弥补自己的创伤,并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

就在这些针锋相对的争议中,1月27日,苏哈托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月28日,一场庄重的国葬在苏哈托的老家、印尼爪哇省梭罗城的家族陵墓里举行。那是一个树木环绕、幽静漂亮的墓园。一栋三层建筑的陵墓坐落在小山丘上,苏哈托的妻子茜蒂·哈蒂娜也葬在其中。

苏哈托的生命完结了,但对他的清算,才刚刚开始。

印尼政界人士对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说,国葬之礼只是对“印尼发展之父苏哈托”的一种义务:“必须尊重这位老人,他在民间享有一定的尊重。一旦这位老人病逝后,情况也就跟着改变了。”现在,放手追查苏哈托家族贪污案的时机到了——根据印尼法律,如果犯罪嫌疑人去世,其家人必须就其罪行继续接受检方的指控。

1月初,印尼总检察长亨达曼·苏潘吉拒绝了苏哈托家人和朋友提出的销案请求。他明确表示,如果获得印尼总统苏西洛的授权,检方可以和苏哈托家属达成庭外和解,但条件是苏哈托的子女必须向国家偿还贪污所得。

苏哈托家人转而向苏西洛总统请求特赦苏哈托,但苏西洛拒绝了。“透明国际”驻印尼主任卢比斯认为,苏西洛可以为病危中的苏哈托祈祷平安,那是对后者在经济建设方面贡献的感谢,也是考虑到苏哈托在军政两界门生无数,牵一发会动全身。但是,苏西洛不可能轻言“赦免”,因为这会触怒深受腐败之害的人民。卢比斯推测:“苏哈托的六名子女可能要受到追诉。”

有人宽恕,有人追究

在苏哈托病重和死后,主持家族大局的是苏哈托长女西蒂·哈迪扬蒂·鲁玛娜。“父亲已回到真主那里去了,我们请求,如果他犯有任何过失,请原谅他的这些过失,希望你们宽赦他的过错。”然而,作为苏哈托32年独裁统治的既得利益者,作为苏哈托贪污的300亿美元的继承人,鲁玛娜的要求显然无法得到公众的响应。回答她的是雅加达街头的躁动。愤怒的抗议人群从全国各地涌来,越聚越多,“惩治苏哈托”的标语随处可见。

1998年5月21日,印尼陷入金融危机的深渊,经济遭受重创,苏哈托带着对权力的无限留恋被迫辞职。“如果一定要我下台,好吧,没有问题。但问题是谁能够胜任?”同年11月10日,数十万印尼人聚集在雅加达国会大厦门口,强烈要求调查苏哈托家族的财产。国会被迫接受了民众的要求。12月5日,印尼最高检察院第一次向苏哈托发出了传票。

随着调查的深入,苏哈托亲属五花八门的敛财方式,震惊了全印尼:

苏哈托本人建立和领导了7个基金会。他要求全国的企业每年必须向这些基金会交纳扶贫基金,同时,国家公务员也必须向基金会捐款。这些钱大多落入了苏哈托家族的腰包里。

苏哈托的夫人茜蒂·哈蒂娜,用各种名目为她控制的几个基金会募捐,每一笔募捐款她都提成10%。巧合的是,她名字的发音和英文的“ten”相近。她因此有了“提成夫人”、“10%夫人”的绰号。

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在印尼所有大型经济建设项目中都占有股份,一般都在20%左右,总额高达200亿美元。其家族因而被人称为“20%家族”。

苏哈托的长孙控制全国的药品进口,所有药品都要贴上他印制的500盾印花税,才能拿到市场上出售。他因此被人们讥讽为“印花孙子”。

印尼是丁香生产大国,但农民们不能直接把丁香出售给政府,而必须以低廉的价格卖给苏哈托子女设立的收购部门,再由他们高价卖给政府。

……

下了台的苏哈托知道,他遭清算的日子不远了。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他始终以身体状况欠佳为由拒绝出庭。案件因而越积越多,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对他的绝大多数指控都只能堆在法官的办公桌上。健康问题,成了苏哈托“非常好用的政治工具”。

而对家人来说,苏哈托的死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用的政治工具。在东方人的观念中,死者为大,宽恕一个死去的人,总比赦免一个活人更容易让人接受。正因如此,苏哈托长女请求人们宽恕她父亲的举动,显然别有深意。

在苏哈托的家乡爪哇岛,人们普遍被感动了。当地人认为,是苏哈托让印尼一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能感觉到生活每一天都在好转,我们都感谢他,对他的逝世感到惋惜。”一名爪哇居民这样说。

但是,更多的印尼人无法原谅苏哈托的腐败。一位大学教授一针见血地说:“六七十年代是亚洲经济集体起飞的时代,不止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都是在那个时候起飞的。这是大环境使然,并非苏哈托一人之功。相反,如果不是苏哈托贪污无度,印尼经济就不会在1998年的金融风暴中一蹶不振。他的统治就像是黑社会和黑手党,破坏了印尼的国会、法律和政治制度,让军队和警察变成他的私人工具,而人民只是他的屠杀对象。他的家族掠夺的财富,其实正是印尼人多年来失去的。”

以华人的鲜血为道具

苏哈托铁腕统治32年,也给华人留下了无数伤痛。从1965年的大清洗,到1998年的“五月暴行”,苏哈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牺牲了50多万华人的生命。

1965年9月30日,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事件”。

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命令书”,宣告“在军方的拥戴下”出任印尼“代总统”。军权在握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清共”持续了3年之久,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60万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牢里。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

究竟有多少华人在“红碗事件”中被杀?至今没人说得出确切的数字。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屠村”事件。“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32年后的1998年5月,就在苏哈托政权行将就木的前夕,苏哈托故伎重演。当时,一些印尼大学生举行游行,号召进行民主改革。警察开枪射杀6名大学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暴乱。眼看局势即将失控,苏哈托再次制造种族议题,宣扬“华人在偷盗印尼的财富”,指使亲信率先掀起血腥的“排华”暴行,以转移国内矛盾。一场反对苏哈托的政治运动,随即演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排华“五月暴行”。1200多名华人在骚乱中丧生,5000多座华人住宅和商店遭焚毁。

当时,印尼一个妇女组织的主席、华人奈达,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的采访时说:“雅加达的强奸案件是同时发生的,同一条街道上的华人妇女全都遭到强奸或遭到性骚扰。暴徒先是闯进房子里,如果他们发现有两三名妇女的话,就会向年纪最轻的下手,然后再纵火烧房子,这是有组织的。就像采取一项集体行动一样,每个地方所发生的强奸案都是这样的……警察和军队近在咫尺,但对呼救声置之不理。”

直到今天,尽管印尼总统一再说“‘五月暴行’是印尼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事件”,并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此事,但真正的主使仍逍遥法外——他就是苏哈托长女的丈夫、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中将。

苏哈托执政32年,逾50万华人遭屠杀——这是铁的事实。倒在苏哈托屠刀下的华人,几乎都是已经加入印尼国籍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华人移民,因此,是否追究苏哈托的屠杀罪行,已属于印尼内政,取决于印尼民众自己的意愿。然而在历史的记忆里,这一抹血色终难就此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