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成为华商海外投资发展的重要新引擎。印度尼西亚是华商投资的重要区域，然而，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种族、多元文化并存的复杂民族社会，多元宗教文化的社会环境使得印尼国家时常发生一些严重的社会突发事件，印尼的投资环境存在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华商投资印度尼西亚主要存在着政治环境风险、经济环境风险、社会环境风险，应采取相应的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关键词：“一带一路”；海外华商；印度尼西亚；投资风险
中图分类号：F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17）04-0077-03
收稿日期：2017-04-24
基金项目：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黄国灿，男，福建龙海人，作者单位 :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公共危机管理、海外华侨华人。
一、问题的提出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倡议，“一带一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重大战略。[1] 历史上，众多华侨华人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下南洋、谋生计，秉承着“爱拼才会赢”的拼搏精神在东南亚艰苦创业，有着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作用。据统计，在东南亚地区国家中，在印尼投资发展的华侨华人约有1000 万，约占印尼总人口的 4.6%，是全球华侨华
人数量最多的国家。[2] 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更是全世界对华排斥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种族、多元文化并存的复杂民族社会，多元宗教文化的社会环境使得印尼国家时常发生一些严重的社会突发事件。印尼的投资环境存在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华商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将会面临重大挑战。因此，该文以华商投资印度尼西亚存在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环境风险进行分析，并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提出构建华商投资印尼的风险防范策略，以期华商更好融入印尼投资发展，响应国家“一带一路”重大发展战略。
二、华商投资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环境风险
（一）多元制衡的政治权力结构，协调性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苏哈托为主导的新秩序体制崩解，印度尼西亚国家开始迈向民主化的转型时代。民主转型后的印尼，其政治权力结构有了较大变革，以前那种旧的、高度集权的结构被更为多元的、竞争性的决策机制所取代，其中公众舆论和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日益重要。印尼通过先后7次全国大选，形成了较稳定的政治权力结构，穆斯林为主的伊斯兰集团、民族主义集团以及传统政商集团三者立足问鼎于印度尼西亚，印尼政府呈现出“朝小野大”的执政困境。为了扭转印尼当前的“朝小野大”的局面，苏西洛与佐科构建了拥有国会多数议席的执政联盟来遏制本质上的“朝小野大”结构，但是效果不佳，改革议题难以得到认可与支持。[3] 印尼在多元制衡的政治权力结构下，执行协调性低，对华商投资将会产生政策的不稳定和政治干扰。
（二）官僚裙带之风盛行，腐败网络盘根错节
印度尼西亚的腐败并非一朝一夕，其腐败盛行可追溯于前总统苏哈托 30 多年的独裁，官商勾结和裙带关系使得印尼贪污腐败盛行。正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官僚网络庞大，甚至超越政治制度执行国家政策，因此使得印尼国家官场朋党勾结非常严重，官员寻租腐败网络盘根错节。印尼政治分析师卡西姆说：“官员手握重权，企业、组织、个人办理事务往往要送上‘好处费’打通关节，让我们难堪的是，民主为腐败开了方便之门。”[4] 腐败对于一个国家政权的稳定构成了巨大威胁，造成政府官商勾结，行政效率低下。“寻租”现象将会影响华商投资的步伐。
三、华商投资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环境
（一）印度尼西亚经济遭受“寒冬”，增速缓慢
印度尼西亚因为遭遇经济“寒冬”，采取抑制
通货膨胀、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是由于整体经济增速缓慢，并且伴随着外需疲弱，经济发展处于低迷状态。根据印度尼西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 年第三季度印尼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2%，较前两个季度有所上涨，但由于印尼整体家庭消费、出口和投资三大“马车”依旧低迷，导致经济增速缓慢（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面对当今印度尼西亚的印尼盾疲软、国内整体消费低迷、最低工资上涨、原材料及能源价格走高状态，印尼众多华商企业都在挣扎求存。
（二）奉行“经济印尼化”政策，金融业暗藏风险
近年来，印尼财政压力、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经常账户开始出现赤字，经济增长面临一定考验。印尼经济增长首先受到了外部环境的拖累，投资者对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新兴市场的资产需求受到抑制，全球经济放缓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使印度尼西亚出口乏力。从内部看，经济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资源驱动型的发展模式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变，而落后的基础设施、多变的政策以及严重的贪腐又影响着印度尼西亚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同时，印尼金
融业面临一些潜在风险，银行业平均净利差率较高，达到 6%，因此导致融资成本高昂。同时银行业净利差率过高还会造成银行业工作效率低下。其次，印尼银行信贷的增长主要依赖消费信贷，相反对企业信贷的比率有所下降，印尼国家整体消费信贷比企业信贷增长过快，导致企业信贷陷入困境。正是因为企业信贷和投资信贷增长缓慢，华商中小企业面临融资成本过高、资金周转不灵等问题。
四、华商投资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环境风险
（一）印度尼西亚的宗教极端风气蔓延
印尼是世界上具有最多的穆斯林信徒的一个国家，穆斯林宗教极端势力蔓延全国各地，对印尼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干扰。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宗教的“伊斯兰团”与极具蛊惑力的“伊斯兰国”遥相呼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印尼社会的和谐及经济稳定。根据印尼国家反恐局估计，近两年多来至少已有 350 名印尼人前往中东加入伊国组织，估计其中已有约百人回国。印度尼西亚国家反恐局局长绍德（SaudUsmanNasution）
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对于少数印尼人加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可能将会整合印尼国内各零散的武装组织，带动并组织团队培训，提供资金和武装技能等援助，将会对印尼国家安全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威胁。
（二）印度尼西亚文化包容性较低，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之风
印度尼西亚文化包容性较低并且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之风。因此，为了民族主义的独立与国家统一的需要，印度尼西亚对来自外界的任何形式的颠覆印尼主流地位的文化，将采取一定程度的警惕和戒备，甚至采取暴力方式进行排斥。印尼从独立至今，民族主义是国家执行政策的核心原则。佐科政府上台后，民族主义之风凸显，主要表现为：以强硬的手段炸沉外来非法捕鱼船只；明确宣布“同那些能够为印尼带来利益的国家交朋友”。[5] 印尼国
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引发排华事件。
五、“一带一路”战略下华商投资印尼的风险防范体系构建
（一）宏观层面：构建中国政府海外投资战略管理协调体系
华商海外投资发展离不开中国政府的保障作用。中国政府应从宏观发展的角度，为华商海外投资提供一系列的投资引导、服务、监管等宏观战略管理方面的协调。一方面中国政府要为华商海外投资提供便利和可靠的投资信息、技术资金支持、产业发展支持等；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要充当华商海外投资的“保护伞”，时刻为华商海外投资“保驾护航”。因此，从宏观政府层面，要尽快建立政府的海外投资管理协调机制，包括健全华商海外投资法律法规保障机制、海外投资管理监督协调机制、海外投资服务机制与海外投资保护机制等。
（二）中观层面：发挥海外行业协会、华商商会与印尼各方沟通与协调作用
中观层面构建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驻外使馆经商处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海外行业协会、华商商会的纽带作用。海外行业协会、华商商会是华商海外投资发展的“民间情感交流纽带”，能够为华商“走出去”发展起到沟通和协调的桥梁作用。华商海外投资发展应建立相关风险防范预警系统，构建海外投资企业、华商商会、印尼东道国政府和民间行业团体分享信息、共同发展的平台，及时排解风险隐患。为了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华商在海外投资时应与印尼东道国共同承担起社会经济发展的职责，寻找共同的利益点，共建利益命运共同体，不断融入投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风俗，以期缓解由投资竞争所引起的矛盾，从而达到共同发展、互利双赢的目的。
（三）微观层面：华商应建立互访、磋商机制，及时排解风险隐患
海外华商应从微观层面建立互访、磋商的机制，及时排解风险隐患。有利于华商与投资国印尼之间加强合作，扩大双方投资发展共识，协调两者之间共同发展，研究确定投资合作发展的整体规划，探讨双方合具体作项目事宜，尽可能从根源上避免投资风险的出现。对于印尼东道国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中不利于华商投资发展的，如公共治安和安全、政府廉政、工会、罢工、公众对华商外资企业的态度等存在的相关问题及时向商务部反馈，以预防和化解风险。同时，华商应通过与商务部互访、商务部与印尼东道国高层互访以及双边经贸合作机制或其他外交途径进行磋商，以帮助华商避免在印度尼西亚投资风险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张诗雨，张勇 . 海上丝绸之路 [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1.
[2] 卢文刚，黎舒菡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海外华商风险管理研究 [J]. 探求，2015（5）：89-98.
[3] 李皖南，刘呈祥 . 印尼佐科政府执政绩效初评 [J]. 东南亚研究，2016（2）：22-31.
[4] 许春华 . 印尼新总统能否掀翻腐败的“桌子”[EB/OL].南风窗 .（2015-01-22）[2017-03-18].http：//www.nfcmag.com/article/5290.html.
[5] 印尼呼吁东南亚国家共享反恐情报 [EB/OL]. 联合早报网（2015-11-22）[2017-03-21].http：//www.zaobao.
com/news/sea/story20151121-551177.
[6] 于志强 . 左科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回归务实和民族主义 [J]. 东南亚纵横，2015（7）：1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