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主导的竞争性区域贸易合作机制，不仅在事实上把中国排除在东亚新贸易规则谈判之外，给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贸关系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也给东盟内大国印尼的对外经贸带来负面影响，且极大冲击了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东盟中心性。这给中国与印尼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应对该机制给中国和印尼两国乃至东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机遇。
关键词：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 中国 印尼 战略合作
自２００９年１月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基于与崛起的中国之间存在的信任赤字，美国便推行意在遏制中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其后又改称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几乎与此同时，美国逐步认识到仅从安全上将战略注意力转向亚洲，对制衡中国的崛起和地区影响力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中国是美国在东亚地区几乎所有盟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换言之，在东亚国家中存在“安全向美，经济靠中”的情形下，仅靠安全领域内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无法真正实现制衡中国的目标。针对这一情况，构建一种经贸领域内的功能性区域合作机制，就被美国视为可以联袂“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亚太地区构成有效应对中国的“双锚”。①
２０１６年２月４日，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和越南１２个国家的代表，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正式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ＴＰＰＡ）。① 以战略视角观之，这个东亚区域内深具美国色彩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包藏着针对中国的政治意图。同样对印尼而言，疏离于美国主导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的事实，意味着其所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美、日等国时，要面临与之具有相似出口结构的竞争性区域合作制度成员国的竞争，这对印尼的出口行业而言具有严峻的挑战性。并且，这还意味着印尼作为倡议国在东南亚建立的、有５０年历史的东盟（ＡＳＥＡＮ），正面临“东盟中心性”（ＡＳ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②堪忧的局面：一方面，在东盟成员国中，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都已加入美国主导的竞争性区域制度，而剩余的包括印尼在内的６个成员国则迥然相反，这种东盟成员国身份的分裂和迥异，深嵌的是东亚竞争性区域合作制度从内部对东盟中心性起到的瓦解作用；另一方面，鉴于东盟成员国被要求以单独身份而非以集体身份加入东亚竞争性区域合作制度，东盟成员国的集体身份在该竞争性区域制度中的缺席，预示着“在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地区结构中，与外部伙伴保持联系以及进行合作，东盟要维持作为首要驱动力的中心性和积极角色”这一东盟宪章第一款中的愿景被极度边缘化，而主导国美国则在“合作”制度中，因为缺少集团式制衡而拥有支配规则的绝对权力，这实则又从外部销蚀了东盟中心性。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美国总统大选以共和党人特朗普入主白宫告终。特朗普上任后虽然宣布退出ＴＰＰ，但仍将会继续在东亚继续借壳已构建的针对中国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而特朗普对美国劳工利益的强调，也将会对印尼的输美贸易造成不利影响。从学术层面认真研究中国和印尼合作的共同目标与可行路径，从而将美式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截至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中国与印尼关系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考察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时，附带研究中国—印尼关系；①另一类则是专门对中国—印尼关系加以研究。② 但上述两类研究大多是对中国与印尼关系的历史性梳理，将中国与印尼关系置于美国主导建立东亚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背景下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以笔者目力所及则暂付阙如。因此，本文剩余篇幅将尝试进行补缺，以期抛砖引玉，引发国内对此话题的关注和讨论。
二、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背景下中国—印尼战略合作的可能性
由于担忧美国主导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浓厚的政治色彩会削弱其在东盟的影响力以及影响出口等原因，长期以来印尼对加入此类制度持谨慎和保留态度。③ 这就更加彰显出中国与印尼进行战略合作的必要性。不管是针对已经正式签署协定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如ＴＰＰ，但目前并无任何成员国议会批准生效），还是未雨绸缪地应对下届美国政府的接续推动，则中国和印尼在抵衡由该机制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克服东盟内部的离心倾向与维护东盟在东亚合作主导地位、重塑内生性的东亚经济秩序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因此两国在战略合作上存在极大潜力和可能性。
（一）共同的贸易目标：克服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转移”是指一国产品遭另一国贸易保障措施后转而大量向其他国家出口。④ 区域性合作机制一般会不言而喻地规定成员国对外征收统一关税、对合作机制内部成员按照相应法律法规降低或取消关税。竞争性的区域合作机制更是如此，其成员国享有的俱乐部会员制性质的权利，毫无疑问会给成员国之间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而隔绝非会员国的市场准入机会，从而导致部分成员国从原来的第三方进口转向成员国进口，这样就相应地给非成员国带来不可回避的贸易转移效应。有学术研究的结论也认为，在中国未加入美国主导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的情况下，“则中国就将由于‘贸易转移效应（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而失去一部分出口市场，因此受到的经济影响是负面的。”①而对同样作为非美国主导下区域合作机制成员国的印尼，“相较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成员国）与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成员国）开展贸易而言，印尼处于劣势。”②
中国和印尼所承受的贸易转移效应，导致两国都出现了ＧＤＰ下降和进出口下降等问题。在ＧＤＰ方面，有国外研究（如表１所示）表明，ＦＴＡＡＰ（亚太自贸区，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东盟＋６、东盟＋３与ＴＰＰ这四个的不同亚太区域合作路径对中国与印尼的ＧＤＰ都有着不同的影响，只不过在ＦＴＡＡＰ、ＡＳＥＡＮ＋６、ＡＳＥＡＮ＋３等多边合作机制的基础上，中国与印尼的ＧＤＰ均将有不同幅度的增长，而在ＴＰＰ的区域合作路径下， 中国与印尼的ＧＤＰ则将会分别拥有０．３％和０．３６％的负增长。针对美国现政府推行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国内一份２０１３年采用多国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也表明，ＴＰＰ给中国和印尼两国在ＧＤＰ和福利所带来影响也是负面的，对两国实际ＧＤＰ的影响分别为－０．１４％和－０．１７％；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给中国和印尼两国几乎完全带来负增长，会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分别降低０．５３％和０．３２％，会使印尼的进出口贸易分别降低０．７７％和０．３３％。③ 对印尼而言，虽然相较于其他东亚国家，其出口额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出口仍是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２０１０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的统计来看，印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为欧洲、日本和美国，这些国家吸收了印尼总出口量的４０％，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欧洲和美国市场吸收了印尼的服装和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７８％的出口量。① 但这意味着印尼的传统能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美、日等东亚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内发达成员国时，除却面临全球竞争，还要面临东盟内部该机制成员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竞争，后三个国家在能源出口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与印尼具有相似性和竞争性，这对印尼的出口和整体经济发展而言相当不利。
（二）共同的东盟愿景：保持东盟内部凝聚力
面对美国主导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目前东盟各国的态度存在着较大分化。以ＴＰＰ而论，新加坡作为该机制的发起国之一是谈判过程中深谋远虑的“鼓动者”，发起国文莱是谈判中无关紧要的“搭车者”②，但都对该机制持积极态度；对东盟内部的另外两个该机制的成员国马来西亚和越南来说，虽然其国内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分别遭遇冲击，但两国都认为加入该机制将成为促进国家全面发展的战略机遇；③泰国也已明确表示有加入的意愿，以期待藉此推动国内改革并提高国际地位；④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三国则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不达标，被拒之于外；而曾经热衷于参与创建该机制的菲律宾，已于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１日公开表示放弃加入。① 由于东盟各国出于战略利益上的考量，以及各国的具体情况，因此在政策上对待美国主导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也存在差异。但毋庸讳言，这已经深刻反映出原本被美日用作应对中国崛起而构建的竞争性合作机制，也作为一种副产品在肢解着东盟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
而印尼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积极参与创建东盟的初衷，一是希望把该地区建成一个不被大国所左右的和平中立区，另外也可以创建一个以印尼为主导的区域组织，能增加印尼与大国打交道的筹码，有利于提升印尼在国际上的地位。②因此不管苏哈托时期还是后苏哈托时期，作为东盟内部有重要影响力大国的印尼，一直有协调内部分歧，巩固东盟团结的传统。③ 在２００３年，印尼更是提出在２０２０年前将东盟建成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长远规划。印尼一以贯之地维护东盟内部团结统一收获了回报，随着２０１５年底东盟共同体的建成，印尼设想中的东盟长远规划正在越来越朝实现的方向行进。然而，东盟各国对美国主导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的态度迥异，已经是东盟各国在对外合作中存在分歧的反映，由此东盟内部长久以来“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原则发生根本动摇的可能性也大增。对印尼而言，东盟各国在对外合作中越有向心力越紧密，印尼在东盟中的重要性就越突出；印尼不断发展成为区域大国，也更需要借助于东盟的整体力量作为其和平发展的保障。④ 因此保持东盟各成员国在区域合作中的团结和凝聚力，就成为东盟“天然领导者”印尼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
中国在东盟发展愿景上与印尼有着共同的期望，即保证东盟是一个独立、团结与稳定的东盟。中国支持东盟保持内部凝聚力的出发点主要是基于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８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亚洲各国安危与共、命运相系。我们要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共同为亚洲安全和发展撑起一片蓝天。”⑤可见，中国不仅希望整个亚洲遭遇外部压力时，可以继续保持内部的团结合作，而且也希望东盟在面对东亚区域以外的势力时，也可以保持内部的紧密团结和凝聚力，中国乐见一个内部团结、深入合作发展的东盟。面临域外力量植入的“竞争性地区主义”时，中国支持东盟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以此来维护东亚甚或亚洲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主体性。
（三）共同的东亚区域合作目标：维护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意图通过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介入并主导东亚经济合作，该机制提倡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不仅会使东亚的该机制成员国家在规则方面受制于美国，同时也会使东亚的非成员国被排除在这种强规则的俱乐部模式之外，在颠覆或肢解东亚国家间既存的经济合作框架和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将打破原有的区域贸易合作秩序。体现该机制的“ＴＰＰ轨道”模式都可直接击穿以东盟经济共同体为轴心、以五个“１０＋１”ＦＴＡ为辐条的现有“东盟＋Ｎ”的东亚自贸区网络。①印尼前外长易慕龙（Ｉｍｒｏｎ Ｃｏｔａｎ）受访时将印尼的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继续坚持东盟作为驱动力量的立场。我们将继续利用东盟来决定地区议程。当然我们也愿意和地区内外的国家合作，但我们坚信，亚洲的命运将由地区内的国家决定。”②因此对印尼来说，如若美国主导的竞争性区域合作组织对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澳新签订的五个“１０＋１”ＦＴＡ以及拟构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简称ＲＣＥＰ）等本土化的东亚区域合作机制构成挑战，并在与上述东亚地区内合作机制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则毫无疑问，东盟将会失去作为东亚合作驱动力量的地位。因此，任何导致东盟在区域合作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削弱或颠覆的竞争性地区主义，东盟的重要成员印尼都将毋容置疑概不接受。
对中国来说，近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由此积极推动实施东亚经济一体化政策，而同为东亚大国的日本，却与中国在多个“东盟＋”的多边安排中从合作转到为获得影响力而展开竞争。③ 面临一个“……意欲实施‘牵制外交’以制衡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的日本，为避免整个东亚地区局势陷入僵持，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以东盟为着力点构建其南方的区域性集体合作秩序”，从承认“东盟＋１是基础，东盟＋３是主要途径，东亚峰会是重要的战略论坛”①即能看出，中国在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将地区合作中的主导权让予了东盟。其后，在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过程中，无论是经贸合作机制还是经济一体化，中国都给予了积极支持。而随着美国在东亚对中国经贸影响力“再平衡”的日益趋紧，尤其是美国寄望于其所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在东亚的扩张，“试图架空东亚的‘１０＋３’‘１０＋６’合作机制，最大限度地抵消中国在亚太、特别是东亚经济中的影响力”②的情况下，中国一如既往承认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实际是对美国挑战既存东亚区域秩序的最佳对冲方略。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中心地位和协调作用，目的就是为避免大国，特别是域外大国介入、干预本地区区域合作。所以就不难理解，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权”③，认为东亚区域一体化“应该由东盟来主导”。④
三、超越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深化中国—印尼战略合作的路径
在东亚内生性经济秩序面临美国导入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冲击的背景下，中国与印尼两国至少在上文提及的三个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就为中国和印尼的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带来了机遇，因此中国可采取切实行动，以此机遇为抓手，使“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盟自贸区”和ＲＣＥＰ三大平台成为两国战略合作的有效路径，从而对冲竞争性地区主义对两国和东亚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合作共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和印尼应对给两国带来贸易转移效应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方式无非有两种：第一种为加入该机制；第二种为两国的出口商品寻找替代性市场或优化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就第一种应对方式而言，加入的确可享受成员国待遇，但中国和印尼两国同样要在该机制内与出口结构相似的国家展开竞争，而且这种说法似乎仍待观察：中国本身即是该机制所排斥的对象国；而印尼虽然对该机制的态度有转变趋势，例如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佐科总统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时表示，印尼准备加入。① 但印尼国内有媒体认为：鉴于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远远比不上包括各邻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签署协定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② 且印尼国内不同行业的态度也并不相同，③更加之加入还可能产生严重政治后果：不仅意味着东盟内部的分化程度加深，而且也意味着东盟将丧失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中心地位，转而受制于美国。因此，印尼能否最终在事实上加入尚属未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印尼应对贸易转移效应的最大可能，就在于为两国商品寻找替代性市场或调整优化各自国内产业结构。
在寻找开拓替代性市场方面，中国和印尼两国可进行紧密合作。首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尼在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与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共同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④ 而中国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和战略支点的印尼，在经贸关系上存在着极强的互补性，因此在互把对方作为替代性市场方面具有潜力，比如印尼作为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可在贸易转移效应条件下将能源产品转口中国，而中国也可在将相关商品转口印尼。其次，中国倡议的“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⑤中国和印尼两国可在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的基础上，共同打造输欧航线，将劳动密集型产品如鞋类和衣服输往欧洲，欧洲与美日一样，是印尼衣服和鞋类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目前印尼也正在与欧盟商谈建立自贸区。
而在优化和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转移人口就业领域等方面，中国和印尼两国也可进行战略合作。印尼总统佐科（Ｊｏｋｏ Ｗｉｄｏｄｏ）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在缅甸内比都东亚峰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海洋轴心”的构想，要将印尼打造成为海洋强国，这与中国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在思路上不谋而合，因此继续寻求强化与印尼的关系，使之与中国的海洋战略实现对接，共同打造“海洋发展伙伴”而言不啻为一良机。① 佐科的海洋强国构想中，其中如下两点值得关注：一方面，构建海上高速公路。通过兴建现代化港口、提升海上运输等物流网络、发展海洋旅游等方式，提高印尼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水平。另外一方面，发展海洋外交，通过邀请其他国家参与海洋领域合作。② 因此，围绕着共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围绕着构建印尼的海上高速公路和海洋外交，中国可与印尼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第一，充分利用丝路基金与中国—印尼海上合作基金，为双方在海洋科研与环保、港口建设与海上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提供资金来源。随着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历史性演讲，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也转型为服务于建设中国—东盟海洋伙伴关系、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综合海上合作平台。③ 第二，中国可对印尼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和建设经验。以印尼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为例，由于缺乏勘探开发的专业技术与装备，印尼目前的海上油气资源开发并未完全展开，而中国的“海洋石油９８１”深水石钻井平台的成功运作，正好符合印尼的迫切需求。④ 第三，利用亚投行贷款帮助印尼实现海上互联互通。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但是其本身的造船业和经济发展十分落后，所以它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岛际联系，降低运输成本。⑤ 为此，中国可以利用亚投行这个为亚太地区国家搭建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对印尼亟需的各类海洋基建项目进行资金和技术支持，印尼本身也十分渴望能搭上亚投行这一“便车”寻求融资支持。２０１５年３月，佐科访问中国时也已明确表示，中国与印尼在投资和贸易领域的合作面临新机遇，期待中国加大对印尼基建领域的投资。⑥ 如果上述乐观局面生成，则中国可因资本和技术输出对冲贸易转移效应，而印尼也可藉由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培育包括海洋基建产业在内的海洋产业发展，从而以内需对冲贸易转移效应。
（二）合作打造东盟经济共同体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在提升东盟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问题上，中国和印尼双方可走支持东盟经济共同体（ＡＥＣ）建设的途径，“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关系到增强东盟内部凝聚力，关系到巩固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作用，关系到东盟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①同时，中国和印尼两国也都应进一步推动释放中国—东盟自贸区②的经济活力，为中国和东盟关系的“钻石十年”开好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共同促进东盟国家与中国间的经贸合作，从而培育东盟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整体的信心和成就感，培育东盟成员国对外开展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凝聚力。
中国和印尼合作推动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可促进东盟内部成员保持凝聚力。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生效的东盟经济共同体，是东盟团结协作精神深入发展的表征。东盟内部其他国家都认为，东盟经济共同体生效后受益最大的就是印尼，③而且，“在东盟发展过程中，印尼的角色和重要性是决定东盟生存和成功的主要因素。”④因此毫无疑问，印尼对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持责无旁贷的赞成态度。而中国从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出发，也一直支持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⑤ 中国和印尼合作对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支持，可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支持东盟经济共同体，也应合作支持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支持三者有机统合为东盟共同体，这是东盟内部紧密协作，抵消东盟成员国对外经济合作过程中发生分裂的前提。其次，支持东盟经济共同体，就应合作支持东盟提出的“缩小发展鸿沟”计划（ＮＤＧ），降低成员国之间和成员国内部因各种欠发达情况的持续而导致的各种差距。东盟为实现政治安全、社会文化和经济共同体蓝图，所采取的诸多措施的目标朝向缩小发展鸿沟的各种政策改革，以这些政策改革培育地区合作、社会与经济整合。① 这是建设东盟共同体的必备条件。再次，支持东盟经济共同体，就应合作支持“东盟整合倡议”（ＩＡＩ），加速实现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四个２０００年以后入盟的新成员的经济整合工作，这也是“缩小发展鸿沟”计划的目标。②
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并打造中国和印尼合作样板，也有利于增强东盟内部成员的凝聚力。自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４日《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以来，在自贸区各项优惠政策的促进下，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从２００２年的５４８亿美元增长至２０１４年的４８０４亿美元，增长近９倍。③ 相较于美国主导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已使东盟内部发生分化且使东盟成员国成为出口美日市场竞争对手的情况，“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则不仅会消弭东盟成员国互为贸易竞争者的态势，而且会增强东盟成员国作为整体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信心。一份２０１１年的研究以东盟内部五个最大经济体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为研究对象，并将中国作为通过供需来影响五个经济体间双边贸易流的合理性因素（意即中国作为自变量），其最后的实证研究结果却显示，中国经济与东南亚地区经济的整合，增加了上述东盟五个成员国对中国市场的出口规模，而且东盟五个成员国来自于中国的进口，也并未妨碍这五个国家相互间出口市场规模的扩大。④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已成为东盟成员国之间扩大经贸往来的助推器，增强了东盟对外合作过程中的信心和凝聚力。因此中国和印尼更应合作助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换代，使东盟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虽然２００５年中国和东盟开始正常轨道产品降税，使中国与东盟度过了经贸关系发展的“黄金十年”，但十年前启动的中国—东盟自贸协定水平相对较低，自贸协定所涵盖的范围和内容也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要求，……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到了必须升级和深化的节点。① 因此藉此机会，中国与东盟十国于２０１５年1１月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其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是对原有协定的丰富、完善、补充和提升。② 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出以后，中国和印尼可按照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国和印尼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达成的共识，落实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领域的合作。首先，要共同落实顶层设计。落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关协议和已签署的《中印尼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改善全面市场准入条件；也要积极落实中印尼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尽快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优先项目清单》，共同推动两国经贸和投资合作长期、健康、平衡、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开展、深化、加强具体领域的合作。深化基础设施与产能合作；落实两国企业就印尼第一期１０００万千瓦燃煤电站租赁运营开展合作；加强中印尼海陆油气资源开发、炼化、储存以及煤炭、电力等领域合作，探讨水电、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领域合作；加强在杂交水稻种植、经济作物开发、农业技术交流、动物疫病防控、食品安全等领域合作，探讨建立农业合作产业园区和水稻合作生产园区；加强两国检验检疫合作，促进两国农产品贸易顺利发展；在两国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执行层面加强合作，并探讨进一步扩大本币结算规模；积极开展税务合作，共同为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加强两国航空运输合作，以促进中印尼经贸、旅游合作及人文交流。再次，双方还要进行单方面让利。例如，中方将鼓励企业扩大进口印尼产品，为印尼企业来华举办贸促活动提供便利；又例如，在加快推进中印尼综合产业园区建设，并尽快成立两国政府间协调委员会的基础上，印尼方表示将尽快出台园区配套优惠政策，为更多中国企业根据印尼法律法规入园提供保障和便利，加快推进园区建设。① 通过上述合作，为中国—东盟自贸区打造升级后的双边样板，从而紧密中国与东盟以及东盟国家间的经贸关系，进而培育东盟成员的内在凝聚力，以应对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造成的东盟国家对外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分裂。
（三）共同推动ＲＣＥＰ谈判
不得不承认的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框架逐渐形成了以ＴＰＰ为代表的“跨太平洋轨道”（竞争性区域合作轨道）和以ＲＣＥＰ为代表的“亚洲轨道”双轨并存的模式。② 面对为东亚经济秩序设定所谓“黄金标准”规则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包括ＲＣＥＰ在内的合作机制更像是东亚各国防御性的战略安排，也成为维护中国和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国家在东亚经贸领域保持话语权的合作机制，更成为维护“东盟中心性”的有效机制。更直白地说，“ＲＣＥＰ毫无疑问是（东盟）在经济领域维护中心性的最具体、最具雄心的案例。”③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底，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六个对话伙伴国共同决定启动ＲＣＥＰ谈判，目标同样是构建一个消除内部贸易壁垒、创造和完善自由的投资环境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相较于ＴＰＰ而言，ＲＣＥＰ范围更加广泛，覆盖了世界约一半的人口，全球年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④其自由化程度也更高、谈判标准更低、政治上也持开放原则，倾向于采取东盟方式（ＡＳＥＡＮ Ｗａｙ），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相对可行的途径。通过表２可以看出，ＲＣＥＰ条款相对宽松，门槛更低，对东盟内如印尼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切实可行。因此，坐拥东盟内部大国地位的印尼，对于东盟主导的ＲＣＥＰ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印尼前贸易部国际贸易合作司前司长伊曼（Ｉｍａｎ Ｐａｍｂａｇｙｏ）曾表示：“在多边合作层面，印尼主要关注两大重点问题，一是２０１５年实现东盟经济一体化，二是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ＲＣＥＰ）。”①而对于一向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领导地位的中国而言，也乐见东盟作为驱动力的ＲＣＥＰ继续稳步推进，而且“条约将通过允许中国大幅拓展贸易影响的方式提高中国的区域经济权力”②。由此，中国可与印尼达成共识，共同大力推进ＲＣＥＰ的谈判进程。
截止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东亚各国已就ＲＣＥＰ已经举行了十五轮谈判，但目前并不确定谈判能否在２０１６年底如期结束，因为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要靠东盟、中、日、韩、澳新、印六方之间相互签订自贸协定，但部分参与谈判国家之间此前并未相互签署ＦＴＡ 协定，例如中国与印度之间，且中日韩三国也正在进行ＦＴＡ 谈判。这就意味着ＲＣＥＰ不仅要建立起大型区域协定，同时要建立此前并不存在的ＦＴＡ 关系。为此，中国和印尼两国双管齐下配合推进ＲＣＥＰ谈判进程：首先，对中国而言，应积极推进与印度进行缔结双边自贸区的谈判，并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进度，是推动ＲＣＥＰ从速缔结协议的必然要求。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１９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①。为此，将目前正处于研究阶段的中印自贸区建设提上议程，并加快建设步伐；而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７日，中日韩自贸区已进行完十轮谈判，在刚刚结束的第１０轮谈判中，中日韩三方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协定领域范围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② 中国努力推动中印自贸区建设、中日韩自贸区尽快达成协议，是适应作为“驱动经济全球化”一只轮子的ＲＣＥＰ这个区域贸易安排的必然要求。其次，就印尼而言，敦促东盟在ＲＣＥＰ谈判中继续深化发挥主导和协调作用，是推动ＲＣＥＰ从速缔结协议的重要保障。鉴于ＲＣＥＰ第一轮谈判是由东盟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倡议发起的，因此东盟就应在谈判过程中积极发挥主导和协调作用，而印尼作为东盟内天然大国也就肩负敦促东盟促进谈判的重大责任。事实上，“未加入ＴＰＰ谈判的东盟国家，包括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在内的四个人口最多成员国的三个也都渴望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取得进展。”③因此，藉由这种对贸易自由化的渴求，而又不至于将东盟中心地位拱手相让于域外力量，印尼最可行的选择是敦促东盟加速ＲＣＥＰ谈判。
四、结 语
从美国主导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在东亚的存在与否来看，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外交战略。从一个角度来看，在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时期，该机制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姊妹战略而备受重视，而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中旬总统大选的结果———尤其是政府完成换届后———使该机制的存在与否变得扑朔迷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如果取秦亚青教授多年前的研究结论，认为美国一以贯之的大战略是“霸权护持”的话，那么即使是共和党的特朗普履任总统，美国又有多大的可能在东亚进行战略收缩，给予中国崛起以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消解美国霸权呢？况又特朗普针对中国的竞选言论，似乎又在重复证明“合作的广泛性，信任的赤字化”这一多年来存续的中美关系状态，这样来看，特朗普政府究竟多大程度上会在安全和经贸战略上在东亚进行战略收缩尚未可知。但分析问题抑或是进行战略预判，如果秉持审慎的态度，则只能取其低而以较不乐观的情况作为出发点。本文既是设若奥巴马与特朗普在东亚应对中国战略上存有连贯性，从这个基本思路出发来思考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对中国而言，虽然美国主导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并未明示是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俱乐部”（ａ ｂｉｇ ｃｌｕｂ ｔｏ ｂｅ ｂａｒｒｅｄ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ｒｙ），但毫无疑问其默示的目标即是创建一个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排除在外的高水平贸易协定。① 因此，中国加入该机制并不现实。对印尼而言，虽然现政府对加入该机制与否稍显灵活，②但是包括前总统苏西洛在内的一部分政治精英和汽车制造业在内的一些国企却明确表示反对，有识之士甚或疾呼印尼和东盟应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获一致认可的亚洲地区主义和身份认同缺失的原因，不仅源自于亚洲国家的内部问题和国家间的信任缺失，而且还源自于如美国这般的外部强权在该地区的存在……东盟不应让美国人建立对该地区的主导。”③鉴于此，作为东盟第一大国的印尼，虽其现政府释放出意欲加入美国主导下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的讯号，但却仍在行动上持审慎态度，至今未加入该机制。这为存在有效合作路径的中国和印尼两国进行战略合作提供了契机，正如文章的第二和三部分所论及的那样。不过也应该看到，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以往中国和印尼之间并不存在海洋主权的问题，目前印尼却在南中国海部分海域的划界上单方面提出要求；此外，印尼国内曾经根深蒂固的歧视华人现象，也正在或多或少地影响中国和印尼两国的深入合作。凡此种种，都是中国和印尼进行战略合作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负面伴生现象，也是留待我国学术界思考和政策界解决的紧迫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