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值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被称之为“万隆会议”)60周年。无论从世界历史演进的长进程看,还是从国际体系变革的宽视角看,万隆会议的召开给美欧主导的国际体系注入了非美欧因素,并由此催生了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强大力量。
国际力量对比开始变化
当今国际体系源自17世纪西欧国家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欧洲列强在后来对亚非拉广大地区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过程中,逐步把亚非拉广大地区纳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使它覆盖到整个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从欧洲列强手中接过世界霸权,美欧成为国际体系的绝对主导力量,亚非拉处于边缘地带,沦为依附地位,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开始,欧洲殖民体系才走向瓦解,国际体系的变革迎来历史性机遇。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万隆会议召开之前,亚非已有近30个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这一批国家因实现了民族振兴进而寻求加强合作,于是决定召开亚非会议。尽管与会各国由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因素存在各种分歧,但经过会议的交流凝聚作用,占世界总面积四分之一和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29个国家开始以一个整体登上世界舞台,这给当时的国际格局增添了一个方阵,给美欧绝对主导地位增加一个平衡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看,万隆会议已经成为亚非新兴国家发展壮大和团结自强的历史标志,是推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要开端。
国际体系朝合理方向转变
在促使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同时,万隆会议推动国际体系在体制机制和理念上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从国际体制机制演变角度看,万隆会议是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开启了亚非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合作进程,标志着亚非发展中国家开始团结起来,从体制机制上促使美欧对国际体系的垄断发生变化。正如印尼总统苏加诺在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中所指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亚非两洲各国人民的领袖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起点”。从那以后至今,亚洲国家不断形成各种国际合作机制,诸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海湾合作委员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非洲国家则在各个次区域合作基础上形成了非洲联盟。如果再加上拉美—加勒比地区的拉共体,以及中—拉合作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等,亚非拉国家自己的国际合作机制已经蔚为壮观,这作为美欧主导的国际机制之外的力量,使整个国际体制的发展变得更加平衡,更加丰富合理。
从国际政治理念角度看,万隆会议与会国家围绕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合作发展等主题发表看法,提出倡议,形成共识,标志着亚非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国际政治中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形成自己独立的话语,给国际体系演变注入了新的元素。会议在结束时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些原则、主张、思想作为中国、印度、缅甸之前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国际体系的运行和演变提供了新的公共思想产品。这对长期垄断国际体系的美欧思想形成了补充和纠偏,使国际体系得以在丰富合理的思想指引下更加稳定地向前发展。从那以后至今,中国、印度、巴西等亚非拉国家围绕国际体系变革、全球治理等主题不断提出建议和主张,为国际体系的可持续演进提供思想指引,使国际体系朝着更加能够反映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方向前行。
万隆会议标志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
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为了加强团结合作而举行的首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有29个,占当时全世界独立国家的一半左右,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会国家以此为契机,更加积极地参与地区乃至国际事务。
新中国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参与会议,而且在会议上针对有关国家的误解、非难和使绊,通过散发材料和演讲等多种形式做工作,求同存异,维护利益,展示形象,扩大影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如此多国参加的国际会议上登台亮相,周恩来总理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展示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外交理念和实践,与亚非两大洲的国家加深了相互接触、认识和理解,而且使中国之前与印度、缅甸等国共同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广为人知,并在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中得以体现。这既是一次成功的多边外交实践,也为新中国由此逐步赢得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支持而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而在联合国等更大的国际舞台上开展多边外交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成功参与此次会议,不仅使新中国登上了亚洲和非洲的国际政治舞台,更为进一步参与整个国际体系活动提供了支撑。如今,中国不仅是亚洲各种地区合作机制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更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机制的重要倡导者和筹建者,还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制的积极支持者和建设者。回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演进,参与万隆会议无疑是中国不断扩大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开端。
(作者高祖贵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