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清敏
1955年4月，29个亚非新独立国家的340位代表聚集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形成了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在国际关系历史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60年后的2015年4月，亚非国家22位领导人和102个国家的与会嘉宾再次汇聚印尼，重走亚非大街，观看“亚非会议之旅1955-2015”，举行隆重的会议，纪念第一次亚非会议，通过了《2015万隆公报》、《重振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巴勒斯坦问题宣言》3个成果文件，重温万隆精神，重申亚非国家团与合作的愿望。在此背景下，回顾万隆精神的形成过程，思考其当代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55年4月，在二战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背景下，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由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单独发起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发出了亚非国家共同主宰自己命运的第一声呐喊，标志着亚非国家集体崛起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新型力量，在战后国际关系历史上树立了一支丰碑。
第一次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团结。会议召开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没有得到邀请，西方一些国家对应邀参加会议的国家进行诱惑和拉拢，并对会议的意义进行贬低、诋毁，甚至直接的破坏，采取恐怖手段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致使中国代表团的8名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3名国际友人遇难。
第一次亚非会议也不是没有分歧。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有些国家提议采用由中国提出，由中国、印度和缅甸共同向世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但也有些代表反对使用这个词。大多数与会代表在发言中提出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加强亚非团结的愿望，但也有一些国家对殖民主义提出了不同的理解，甚至表达了对中国的误解和疑虑。
为了不使用会议走上岔道，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用书面散发，利用会议短暂的休会时间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提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非常诚恳地邀请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参观，以便了解真相，增加互信。对于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他提出，如果有人反对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周恩来的灵活态度和妥协精神，得到大多数与会国家的认可，把会议拉回到了预定的主题上，推动了会议的成功，受到了各国代表的赞扬。
第一次亚非会议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根据求同存异的原则，搁置了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的差异，在承认和肯定它们相似的历史经历和遭遇，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发展经济共同愿望的基础上取得了成功。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提出了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促进相互的利益与合作等十项原则，把各个代表团在起草会议宣言过程中所提出的积极意见都包括在内，促成了亚非国家的团结。
第一次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超越分歧，谋求团结的会议。会议所倡导的十项原则，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是第一次由非西方国家向世界倡导现代国际关系的规范。会议所体现出的这种亚非国家之间互相理解和互相支持，“团结、友谊、合作”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第一次亚非会议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的进程，促进了亚民族解放运动，鼓舞更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也开启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新篇章，迎来了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二个建交高潮。
（二）
当前的国际关系与60年前既有类似特点，也有不同之处。60年前，亚非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和巩固独立；当前它们的主要任务是谋求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亚非会议的背景是一些国家已经获得了独立，更多的国家在争取独立；当今的形势是，一些亚非国家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国家；但多数国家经济仍然滞后，面临不少挑战。因此，亚非国家需要发扬“万隆精神”，团结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发扬万隆精神，就是要赋予万隆精神适应时代要求的内涵，深化亚非之间的合作，使亚非国家在新形势下抱团取暖，扶携前行，拓展南南合作。在安全上安危与共，守望相助，互相支持，提高亚非合作的水平，通过建立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创造合作与发展机遇。在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用好现有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构建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亚非合作新格局；在文化上，坚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在交流中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进。
60年前，亚非国家的敌人是“殖民主义及其一切表现”。60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尊重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原则。但是，世界并不太平，局部动荡此起彼伏，亚非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地区一体化进程侵蚀着传统国家主权观念，以“国家主权过时论”和“人权高于主权”等观念为基础的新干涉主义，在对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挑战，大国、强国对小国和弱国内政的干涉屡见不鲜。
坚持和发扬“万隆精神”，就是要坚持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尊重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亚非国家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在国家关系中遵循大小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力；反对国家之间兵戈相见，坚持以真诚的磋商来解决纠纷。
60年前，亚非国家面对的是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刚刚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只有三十余个，刚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就提出了自己关于国际关系主张，展现了亚非国家关于国际关系的智慧。60年后的今天，46个亚洲国家和54个非洲国家，占联合国成员的半数以上，人口总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三，亚非新型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改变着国际力量结构的对比，亚非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还应该看到，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仍然存在，亚非地区仍然是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
重温“万隆精神”，就是推动亚非国家在维护和巩固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在解决国际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为发展中国家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在新的形势下发扬万隆精神，就是要谋求亚非国家的团结，发挥好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机制的作用，建设好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金砖国家等合作平台，推动发展中国家区域组织开展对话交流，探讨建立南南合作新架构。
（三）
在第一次亚非会议召开的时候，周边一些国家因缺乏了解对中国存在怀疑和疑虑。在第一次亚非会议第一天的全体会议上，原本上午发言的周恩来总理耐心地听完各个代表团的发言，在会议的最后时间做了补充发言，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原则，力挽狂澜，弥合会议中出现的分歧，把会议拉回到原有的轨道，使会议取得成功。今天，在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坚持中国“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政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明显得到改善。2015年4月22日，在纪念第一次亚非会议召开50周年的开幕式上，东道主印尼总统佐科首先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发表讲话，显示了中国在亚非国家的地位的变化。亚非国家对中国不再有60年前的疑虑和怀疑，而是对中国充满期待友好和期待。
第一次亚非会议，开启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新篇章，是新中国与广大亚非国家关系的里程碑。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55年12月，共有25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亚非会议召开前夕，只有7个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除一个为社会主义国家，其余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会议召开后，从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有26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使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翻了一番。在这些国家中，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除了锡兰（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古巴外，均为阿拉伯非洲国家。随着中国与更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频繁。从1955年底至1965年初，有亚非18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进行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访问也高达30余次，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为活跃的内容。
60年来，中国一直是亚非团结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万隆精神的积极实践者。中国一直将与包括亚非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当作中国对外关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双方一直互相支持，在广泛领域内保持密切合作：中国积极支持亚非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斗争，坚定促进亚非国家共同发展；亚非国家支持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国提出了对亚非国家圆柱的八项原则，亚非国家积极支持中国回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之间成为患难与共的朋友。在新的历史环境下，重温“万隆精神”，就是要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广大亚非国家寻求新的利益契合点，新的合作领域，新的合作思路和方式，把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合作和团结推向新的高度。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号召各国大力弘扬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的三点倡议；并且承诺于2015年内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并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在未来5年内向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名培训名额。这是对加深中国与亚非兄弟国家关系的最积极的行动，也是对万隆会议的发扬和广大。
习近平在讲话为形成于60年前的万隆精神充实了新的内容，为亚非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合作注入新的动力；表达了中国坚持与亚非国家合作的决心。相信在万隆精神的鼓舞下，亚非国家的前途将更加美好，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合作必将迈上新台阶，开创新的历史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