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印尼战略合作研究》出版
印度尼西亚历史悠久，人民勤劳勇敢，是东南亚地区的大国，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重要国家。中印尼关系源远流长，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印尼关系在曲折中有所发展。新世纪以来，中印尼关系逐步恢复正常，2013年，中印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共同发表了《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规划》；2015年在中印尼建交65周年之际，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布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与佐科总统倡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高度契合，双方将携手打造“海洋发展伙伴”。中印尼关系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华中师范大学积极参与了中印尼关系的发展进程，自2007年启动与印尼高校合作机制以来，目前，已与14所印尼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已与印尼方面建立了层级完整、渠道多样的交流平台，从最初的建立孔子学院、社会文化交流、互派访学人员，发展到联合培养人才，开展课题联合研究等比较深层次领域。
中国和印尼都是西太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而中国印尼人文交流是双方战略合作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25日至26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主办，华中师范大学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承办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印尼战略合作”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召开。在为期一天半的会议中，近百名中、外方参会者畅所欲言，围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中国东盟合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印尼战略合作”等三大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碰撞出了智慧的火花，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中外媒体上引起了较大反响。本书即是该次国际研讨会的又一成果。华中师范大学印尼研究中心“印度尼西亚研究丛书”编委们选取了提交给研讨会的部分论文，编辑成册，以飨读者。
按照学者们提交论文的研究主题，本书分为上篇、下篇两部分。上篇的主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印尼战略合作”；下篇的主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中国-东盟合作”。
上篇编有9篇文章。印度尼西亚大学的国际关系系讲师、Global: Jurnal PolitikInternational主编Yandry Kurniawan博士在Indonesia’s View on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Hopes and Concerns一文，从印尼角度梳理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作者认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向前发展必经三个阶段：一是接近与协调（统一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减少贸易壁垒、推动金融合作和一体化等技术层面的工作）；二是巩固基础（机制建设）；三是执行（人员、商品、服务和思想在亚非欧的自由流动）。在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关切，即如何使65个国家同意、遵从和执行这些机制？如何使65个国家相信“一带一路”倡议纯粹是中国实现国际经济合作的建议，而不是中国为了增强其全球政治影响力的地缘战略工具？作者虽然对“一带一路”倡议抱持乐观态度，但也同时指出，这两个问题成为我们能否继续走下去的“鞋中石”。目前，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中国的“全面战略”或“地缘政治及外交攻势”，意在与美、日等大国争夺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另一种观点则是中国官方的声音，“一带一路”是雄心勃勃的经济对外开放和合作的倡议，“是一个系统工程”，意在“丝路精神”指引下实现“利益、命运和责任共享的共同体”。作为印尼这样的次等强国（Lesser Powerful Countries），对这些观点及争论毫无兴趣。它最大的担忧就是邻国的突然崛起及大国间的竞争、合作都会导致其边缘化。Yandry Kurniawan指出，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与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高度契合，印尼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符合印尼国家利益，而且两国领导人都积极推动之。对“一带一路”倡议，印尼的主流观点是积极正面的，对中印尼合作抱有极大热情。虽然两国最近在纳土纳群岛海域一再爆发的捕鱼权之争引起了印尼国内不满情绪有所高涨，但总体而言，印尼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热情不减，对两国合作的双边及地区利益有清晰的认识。但作者也指出，对于像中印尼纳土纳附近海域渔业之争此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势必加大两国间的政治裂痕。因此，中国应该更多地倾听地区内声音，走友好的和平崛起之路。
孟加拉达卡大学国际政治系助理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Sazzad Hossain的论文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Sino-Indonesia Cooperation对比分析了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提出背景及主要内容，认为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印尼战略合作对两国、对亚太区域/印-太区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即使中、印尼两国有意加强双边战略合作，也仍然要克服如下挑战：一是其他大国的误读，它们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不是“利益、命运和责任共享的命运共同体”那么简单，“一带一路”实则是中国领导的、通过各种双边合作而实现系列互助目标的战略；二是西方分析家们的曲解，他们坚信，“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以共同发展经济之名实施的地缘政治野心的大战略，它试图对冲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北京的影响力扩大到欧亚大陆及其以外地方；三是美国及其他大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煽风点火，阻挠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四是其他大国忌惮中国推进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政治影响，它们会想方设法抵制中国进入某些关键水域；五是纳土纳岛屿水域捕鱼权之争是横亘在中国-印尼战略合作路上的瓶颈。面对这些挑战及外部压力，为推动中-印尼战略合作，作者提出了三点建言首先，中、印尼两国领导人及决策者之间的信任和信心必不可少；其次，合作的机制化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最后，在中印尼战略合作中，旧问题没有解决而新问题层出不穷，因此，两国的耐心及不懈的努力甚为关键。如此，双赢目标必将实现。
与Md.Sazzad Hossain的论文着重分析中印尼战略合作的种种障碍不同，华中师范大学印尼研究中心副主任宋秀琚副教授及其学生叶圣萱的论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尼合作的现状与前景》分析了中印尼战略合作的基础、现状、挑战及前景展望。作者认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高度对接和耦合。加强中国与印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成为新常态下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及深化周边外交关系的重点突破方向。目前，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强劲，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人文交流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等方面，两国已取得一系列合作成果。然而由于域外大国干扰和地缘风险等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印尼合作仍面临现实和潜在的挑战考验。在深入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外交倡议的背景下，中国应打造以印尼为枢纽、以东盟为基础并延伸至南太岛国区域的的西南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沿线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与海洋相关的合作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倡议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关键对接点。有三篇论文论述了中印尼海洋及海洋产业合作。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葛红亮博士及学生彭燕婷的论文《海洋外交视野下的中印尼海上伙伴关系探讨》以海洋外交为切入点，论述了中印尼海上伙伴关系的建立及未来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旨在增进中国与沿线国家海上合作伙伴关系和促进沿线地区国家协调发展、共同发展的战略性倡议，为“海洋强国”战略与“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落实之策，因此可视作中国海洋外交新的拓展，而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则是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路径。作为该战略倡议落实的枢纽地带“大国”，印度尼西亚在合作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有着十分关键的地位。与此同时，印尼佐科政府执政以来也在不断强调落实“海上之路”计划和推进印尼的“海洋强国”战略。不可否认，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印尼的“海上之路”均是全球化海洋时代海洋意识普遍觉醒的结果。但是，对于中国及印尼，对外交往思维与方式向迎合海洋时代需求转变也都刚开始起步。鉴于此，中印尼在“海洋强国”方面的战略耦合，一方面可使两国在合作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程中积极合作，但另一方面也无法全然掩盖两国在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时面临的挑战。中印尼海上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应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但海洋外交思维不可缺失。这就要求中印尼两国在加强双方海上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经济合作、海洋科技与海上安全合作的同时，也应尽快建立足以应对相关挑战的外交机制，进而为双方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实现利益的共享与互惠创造有利条件及确保中印尼海上伙伴关系的建设有序推进。中印尼两国开展海洋合作，建立海洋伙伴关系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雷小华就从印尼的海洋治理角度列举了这些条件。《印尼海洋管理制度研究与评析》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阐述、评析了印尼海洋管理制度的立法、划界问题、机构设置和面对的挑战等，认为印尼海洋管理制度的主要优点是有法治、能自治，同时，也能在国际海上合作中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印尼的海洋管理制度仍然不可避免的面临法律与行政权的冲突、机构设置多元、执法能力不足的问题。如能妥善解决两国间海洋划界主张重叠问题，两国间海洋合作会潜力巨大。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薛志华从更具体的海洋渔业产业方面论述了中印尼两国的合作。论文《印度尼西亚渔业产业发展及与中国的对接合作》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与“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对接，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渔业产业合作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渔业的发展与繁荣能够促进两大海洋战略的对接合作，反之，两大海洋战略的对接合作也能够促进渔业的发展与繁荣。丰富的渔业资源、便利的运输条件为渔业产业对接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渔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缺乏发展资金、渔业管理效果不佳、从业人员配置不合理成为渔业发展的掣肘。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渔业产业合作应遵循“政府引导、企业跟进”的原则，通过政府之间达成宏观的政策指引和贸易条件，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投资发展规划。印尼当地渔业法律、传统渔业习俗以及恐怖主义、排华情绪等因素均是对接合作过程中需要考量的问题。
中印尼战略合作是全面的，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人文交流。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韦宝毅的论文《中国与印尼人文交流发展探析》，认为在复杂的国际局势及两国关系发展总体向前的背景下，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发展可塑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减少印尼对中国发展的敌意和阻隔，从而保障两国间关系的顺畅、健康发展。作者梳理了自东汉以来中国、印尼人文交流发展的历史；分析了中印尼人文交流的现状：文化交流与合作、教育交流与合作、青少年交流、旅游合作与交流等；指出了中国与印尼人文交流存在的三大主要困难和问题：互信欠缺，了解不深入，尚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文化交流不对等，有些交流为单向的；南海问题的政治性介入等。提出了中国与印尼人文交流的意见和建议，包括：两国历史渊源深厚，有着天然而成的亲近感；两国文化各有优势，中国要积极学习印尼文化的包容创新和改造能力，印尼同样要从中国丰富而厚重的历史传统中汲取营养；两国都有着很多本民族、本国家固有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在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自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思维方式。建议则包括：一是要注意加强双方的共同或者相似历史，突出共感；二是要注意加强沟通和对话，既坚持自身文化的基本特质，同时也要吸收对方先进的文化资源，在多元性和多样性基础上实现共感和彼此兼容，真正实现资源共享、多元文化；三是注意新闻媒体宣传作用。
中印尼两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从自己的组织功能角度解读双边战略合作。印度尼西亚人权委员会委员Muhammad Nurkhoiron的论文HumanRights Promotion inRaisi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Sino-Indonesian Cooperation从保障基本人权的视角解读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作者梳理了推动中-印尼关系发展的“丝绸之路”的历史沿革，指出瓦希德总统（1999~2001年）以复兴“丝绸之路”为抓手，对外重启中-印尼关系和保护大多数印尼华人，对内则以“海洋支点”思想重振海洋主权。在国际舞台上，瓦希德总统推动“雅加达-北京-新德里”支点，以此增强南南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信心和团结。后来，佐科总统继承了瓦希德的思想，推出“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不管是瓦希德总统的“海洋支点”思想，还是佐科总统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其目的都在于有效控制、管理丰富自然资源，尤其是海洋资源，保障印尼人民的经济权利——这是一项基本人权。正是在这一点上，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契合于“丝绸之路”倡议。中印尼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合作，可以带来经济、社会文化繁荣，最终增进人权进步。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安全事务方面，妥善处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的领土主权纷争，保障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中、印尼人民之幸事；二是在应对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上，中、印尼及菲律宾等国家必须协同应对，保证人民生活安全；三是难民和人口贩卖方面，比如集中于亚齐的来自缅甸的罗兴亚族和来自孟加拉的难民，给印尼的国家治理带来了压力，也使该地区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与其说作者的主旨是推动中、印尼“丝绸之路”合作，有助于以上问题的解决，从而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毋宁说只有沿“丝绸之路”线上的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才能实现“丝绸之路”战略目标。作者最后提出：印尼人权委员会可以通过社区参与、人权培训和教育等途径，夯实中印尼关系，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来自香港的陈永华则从更微观的层次论述了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作用。《印尼中华总商会在“海上丝路”的作用》一文指出，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虽然沿线合作国家政府都怀着共同经济发展、打造利益共同体的良好意愿，但也必然遇上商业项目的选择、谈判、分歧，协商及运作等等执行事务的问题。海外华商由于对当地和中国都较熟悉，是理想的中介者以促成事务，达至共羸。而印尼约有1000万华民，是中国以外华人人口最多的国家，华商们亦在经济方面实力雄厚，故而以印尼中华总商会为首的印尼华人社团在推动中印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合作中贡献巨大。印尼中华总商会有着110年的历史，是现时印尼最大的商会组织，会员多数是华裔开办的各大企业。而华人企业家们通常也是其他华人社团的领导人，他们的影响力并不仅限于经济范围，他们在华人社会、文化方面也有巨大能量。因此，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促进中印尼战略合作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金融流通及民心畅通等“五通”方面有自己独到的途径及作用，是协助中印尼沟通的重要角色。
下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编有9篇文章。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Chulanee Attanayake的论文China’s MSR and ASEAN: Extension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or Furthering Influence?通过理论阐述、历史梳理比较及当下中外学者的研究，认为对于东盟诸国而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在主观上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延伸，但在客观上也增强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
印尼科学院政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Riefqi Muna及Adriana Elisabeth博士的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ASEAN Aspiration in Building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East Asia认为，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东盟建立区域安全架构的努力具有共同的基础，表现为“合作中收益和分配的平衡”、“包容性发展”、“互利合作”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机制”和“互利”及联合国宪章内容等都是两者的共享价值。但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东盟地区安全架构的对接，并不是自然发生的，需要双方的推动，即对中国而言，就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考虑东盟国家的安全关切，使该倡议契合东盟地区目前的安全机制；而对东盟而言，就是区域安全架构要包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体到印尼，印尼佐科政府倡导的“全球海洋支点”（Global Maritime Fulcrum, GMF）战略与中国倡导的NMSR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在建设中的互助大于冲突，两者的对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两国如不能妥善处理两国间的分歧，比如纳土纳海域的捕鱼权之争，则两国战略的契合将面临重大挑战。
来自非洲马拉维的博士留学生Ephraim Abele Kayembe在其论文Issue Linkage in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s It an Opportunity to Solve Security Dilemma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South China Sea?中，以地缘政治的视角分析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的背景及中国、东盟、美国、日本等相关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产生的安全困境。作者指出，通过“议题关联”（issue linkage）战略可以看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及执行，可以避免中国及东盟国家的自私行为，加深沿路相关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从而减少、缓解和解决南中国海领土纠纷上的安全困境；不仅如此，它还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地区经济一体化、经济协作，及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和平和稳定带来巨大的好处。
有两篇文章是论述中国-东盟关系整体发展状况及未来展望的。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张弦博士在论文China-ASEAN Cooperation After A Quarter-Century:Retrospect and Prospect Based on Normative Issues中指出，2016年是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从1991年双方建立对话关系迄今，正好走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双方在政治安全、经贸投资、环境保护以及科教文化等领域，都建立了多层次的协调机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2003年《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发布，更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中国的角度讲，尽管对东盟的“硬实力”外交硕果累累，但在“软实力”领域却仍有待开拓。尤其在当下中国经济减速及南海争议升温的情况下，在人权、民主、法治及社会价值观等“规范性领域”与东盟国家加强沟通、理解和合作，有效提升中国的“规范性权力”，对未来中国-东盟关系的全面健康发展大有裨益。王勇辉副教授在论文《中国与东盟国家建设“21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中，在当前，中国和东盟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着许多有利的条件，抓住历史机遇，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符合中国-东盟的共同利益。同时，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美国主导的TPP导致的“锁链”问题、领海争端或国内政权不稳导致的双边关系波动问题，以及腐败、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导致的不利经商环境问题等。因此，中国与东盟必须合力解决面临的挑战，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有三篇论文涉及中国-东盟的经济、金融合作。其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张颖及研究生徐阳华的论文《首脑外交视域下的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角度新颖，从首脑外交的视角梳分析了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历程，认为首脑外交对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与东盟首脑之间的互动、沟通有利地推动了双方的经贸关系。本文具体考察了十八大以来首脑外交在中国同东盟经贸关系的战略规划、合作方向及路径选择等方面的强大推动力，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徐秀军及助理研究员刘玮的论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的金融合作：进展、挑战与前景》，全面论述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投融资体系、金融监管、危机救助、货币合作和金融市场等领域通过开展积极有效的合作与协调，促进了沿线区域的资金融通，并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发展与合作。作者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海丝建设金融发展与合作仍受到地缘政治风险、沿线国家认知分歧、国家治理能力和金融体系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展望未来，海丝框架下金融合作将继续保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的良好势头。总之，海丝建设为沿线国家挖掘金融合作潜力提供了新的有效平台和难得的历史机遇，并为沿线国家创造了十分广阔的金融合作空间。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古小松在《关于建设中新印经济走廊的探讨》中，以自己研究及实地考察为依据，大胆提出建立“从华南到中南半岛延伸至印尼群岛的经济走廊”的宏伟构想。在泛亚高速铁路、公路网的基础上建设中新印经济走廊，不仅有助于华南与中南半岛的交流，更将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全方位合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系的王庆忠博士另辟蹊径，通过大湄公河流域的国际治理案例，暗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中国-东盟国家必须面对的工作的全面性及深入性。《国际河流水资源治理及成效：湄公河与莱茵河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大湄公河和莱茵河这两个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利用及其治理过程，归纳了国际河流水资源治理取得成效的条件。从而对沿岸国家公平、公正、合理地利用国际河流水资源提供理论指导，在实践上也能不断改善我国与大湄公河下游国家的关系，为建设和谐周边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