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化，答曰：“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是广义。那狭义呢？狭义是“特指精神财富，诸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按照唯物辩证法来看，文化应当是进步的，整部人类文化史即可佐证。然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特别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往往是上升时期是进步的，没落时期就逆历史潮流而动了。人们平时所说的真善美，其实正是进步文化的本质特征，与之背道而驰的是假恶丑。感谢时代启蒙我人类进步文化

1934年出生的我，学龄前即受进步文化的熏陶，父亲黄经烈是马来西亚丁加奴著名的爱国侨领，与新加坡爱国侨领南北呼应，热心发展海外的华侨教育事业。我七岁多入读的中华维新学校，就是他向陈嘉庚取经而亲自创办的。至今学校礼堂还悬挂他的遗照，令人肃然起敬。尽管我的小学阶段是支离破碎的（其间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失学了三年零八个月，1948年6月英帝国主义在马来西亚实施紧急法令被迫辍学），但我在校内所学的国语、历史、地理、音乐、美术等课程，内容都是爱国的、进步的。我以蝇头小楷写的《总理遗嘱》获全校书法比赛的冠军，我以个人家庭背景爱国思想氛围撰写的《我的自述》也获得全校作文比赛的第二名（第一名是比我高一级的周聪哲）。我还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学艺股长，主编校刊《余甘》，兼管学校图书室事务。在五年级班中任班干，继续主编班级刊物《垦荒》。最难忘的是国语课的《咱们都是中国人》，地理课的秋海棠叶般的中国地图，音乐课的《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教我们抗战歌舞的正是我的大嫂蒋才认老师）。

失学期间我曾和一家大小逃难到山芭、渔村，眼看大姐夫在丁加奴唯一的私家车在热带雨季的泥泞里“死火”报废，全家的金银珠宝深更半夜在马来人亚答屋被抢劫一空，一家人在颠沛流离中以“乌比加尤”（木薯）和丁加奴河水充饥，在苏丹王宫前的大草坪蹲着身子任赤道烈日暴晒、任日本皇军在“大检证”中为所欲为，眼看中华维新学校校长张春元和几位爱国人士英勇就义，两位兄长被拉去日本厂里去做苦工，而自己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沿街叫卖小姑做的马来糕点，或到甘榜支那柏油路边摆小摊，或到甲必多附近茶室做侍应，眼看兄姐在祖屋大堂起砖挖洞将先父遗留的重要文件和母亲贵重首饰暗藏在里面，并在楼上天花板打开缺口掩护身带手枪的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刘怡金，在屋内偷听菲立浦牌收音机传播BBC报道反法西斯战争的讯息，在“新世界”广场欢呼雀跃地喜接B29美机撒下的传单，并在屋后将三年八个月用来躲战机轰炸的防空洞填平，在甘榜支那、巴刹、丹戎、孟莪等街道游行庆祝马来亚光复并热烈欢迎来自北加等地山芭丛林举三星红旗、唱《红旗歌》、全副武装的人们抗日军，随后自己还参加了设在基督教堂内的“怒吼歌咏队”并经常到广东会馆后屋的“各民族流动宣传队”客串，到“甲必多”、“苏丹那”戏院看《华侨血泪》和《一江春水向东流》……

看，一边是真善美，一边是假恶丑，我小时所受的文化启蒙注定我日后的文化活动必定是进步的。我后来写的《马来亚：一年八个月》这首在全马华文诗坛空前的大型组诗，就是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尖锐复杂的社会生活斗争中反复酝酿出来的。所谓“愤怒出诗人”，然也！(一)